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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孫文學說》問世前后

      1918年12月30日,孫中山先生撰成《孫文學說》序。

       

      《孫文學說》,即孫中山所著《建國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設》。它是孫中山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主要闡述其“行易知難”學說。此書自始至終都是孫中山一個人的手筆,其目的是為中國建設提供“新方略”。然而就是這樣一本國民黨總理的嘔心之作,卻被當時執出版界牛耳的商務印書館拒之門外,孫中山的憤怒可想而知。

       

      成書過程

       

      革命的失敗是孫中山撰寫《孫文學說》的直接動力。1917 年7月21日,孫中山在廣東全省學界歡迎會上發表演講時提出“行之非艱,知之惟艱”的觀點,并且向社會各界聲明“近日欲著一書,言中國建設新方略”,明確表示了他著書的愿望,只是此時公務繁雜,無法脫身寫作。

       

      時機終于來了。1918年5月,孫中山受西南軍閥排擠,在廣州向非常國會辭去大元帥職務,6月26日到達上海。他閉門謝客,潛心從事著述。

       

      1919年的孫中山

      1919年的孫中山

       

      對于撰寫《孫文學說》,孫中山非常重視。據胡漢民回憶“以前總理發表什麼文章很少自己下筆的,惟有這本書自始至終都是總理一個人的手筆,旁邊沒有什麼人參與的”。邵元沖對此也說:“其手稿《孫文學說》,全書數萬言,皆為總理手寫,一字不茍。”他酷暑嚴冬,伏在案頭,奮筆疾書。冬日短衣據案,奮筆不少休,夏日亦時時揮汗批覽,以為至樂。

       

      在寫作過程中,孫中山還虛心聽取了名人學者的意見。如關于書名,1919 年1月14日,孫中山去信北京蔡元培等說:“文所著述之稿,現尚未有定名。”經與學者斟酌甚久,最終將書名定為《孫文學說》。同年4月30日,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應中國學術教育機構之邀來華講學,5月12日由蔣夢麟、胡適陪同前往赴孫中山邀請的晚餐。餐后兩人即討論知難行易問題。此后孫中山增補的第六章《能知必能行》就吸收了杜威的不少觀點。在初稿完成后,孫中山讓胡漢民和朱執信二人幫助校閱,徵求他們二人的意見。胡、朱二人閱后,對文本內容沒有更改什麼字句,最后提出兩點修改建議:一、文字中的一些同音字是否需要更改;二、文中胡、朱二人的事敘述太多,建議刪去一部分。孫中山完全接受這兩點建議,對全書進行了修改。如此精益求精,直至書稿出版前夕方才最終定稿成書。

       

      張元濟,1916—1920年任商務印書館經理

      張元濟,1916—1920年任商務印書館經理

       

      “商務”拒印

       

      1919年4月初,盧信把部分手稿送往商務印書館。經理張元濟與出版部部長高夢旦商定,先去信徵詢孫中山意見。4月14日,盧信又交來《孫文學說》數卷,提出兩種辦法,或商務印,或由孫中山自己出錢印。高夢旦害怕有麻煩,張元濟就提出索性婉言推卻。于是把原稿退還給盧信,講清原因是“政府橫暴”,言論出版太不自由,“敝處難與抗,只可從緩。”

       

      孫中山對此非常氣憤。認為商務印書館的拒印是故意阻礙自己學說的傳播。曾準備“登告白,遍告全國”。孫中山的“告白”后來似乎并未見報,但他在1920年1月29日發表的《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詳細地講了這一事件,斥責商務印書館保守、反動和壟斷。

       

      1920年代商務印書館附設的東方圖書館

      1920年代商務印書館附設的東方圖書館

       

      五四前夕,商務印書館對社會出現的新思潮不敏感,出版政策固然保守,但張元濟沒說假話,拒絕出版《孫文學說》主要因為政治壓力。張元濟一直主張在商言商,他希望商務印書館“不僅絕對不卷入中國政治的漩渦,甚至連一般是非圈子都盡量避開”。五四前夕,在滬的北洋當局對進步思想的壓制特別嚴厲。1918年6月孫中山抵達上海,居法租界內,段祺瑞還曾企圖從租界引渡孫中山。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會在上海開幕,而孫中山當時正遭到了南北軍閥的雙重排斥。因此,作為企圖在南北軍閥激烈斗爭的夾縫中求得生存的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拒絕出版《孫文學說》也有其難言的苦衷。

       

      最早出版《孫文學說》的上海亞東圖書館館標

      最早出版《孫文學說》的上海亞東圖書館館標

       

      被商務拒印后,1919年5月中旬,朱執信將書稿拿到了亞東圖書館,由孫中山出錢請亞東印刷。因此亞東版是《孫文學說》最初的版本。

       

      時人評價

       

      《孫文學說》的出版,受到了輿論界的極大重視。據稱銷路很好,海內外風行。1919年7月20日,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孫文學說之內容及評論》一文,稱讚「《孫文學說》這部書是有正當作用的書,不可把他看作僅僅有政黨作用的書。中山先生又做了一種《建國方略》,是一種很遠大的計劃,他又怕全國的人仍舊把這種計劃看作不能實行的空談,所以他先做這一本學說。要人拋棄古來知易行難的迷信;要人知道這種計劃的籌算雖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實行起來,并不困難,這是他著述的本意。甚至北洋政府的王揖唐、徐樹錚、曾毓雋等看后,“皆極端贊成,復詳加批注,交段(祺瑞)閱看,段亦大體贊成”。段祺瑞為首的安福俱樂部和北京大學都準備翻印。

       

      上海華強書局印行的《孫文學說》

      上海華強書局印行的《孫文學說》

       

      1919年9月,張元濟看到了《孫文學說》出版后的情況也已意識到當初拒絕承印的不妥,曾向盧信表示“極愿聞過”,并向孫中山寫信道歉和解釋。據說,這一事件直到北伐時期,國民黨人對商務印書館仍耿耿于懷。

       

      從初版至1949年為止,《孫文學說》正式出版了近二十個不同的版本。如今,孫中山的這本大作對于我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具借鑒作用。

       

      (作者:黃德強)

       

      參考文獻:

      1.鄒振環:《<孫文學說>在滬出版發行的前前后后》,《史林》1989年04期。

      2.何建國:《<孫文學說>初版探微》,《安徽史學》2011年第1期。

       

      欄目簡介: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是非。海峽飛虹中文網攜手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特別策劃推出《聲音檔案——中山先生的一天》,借2016年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的日子,我們梳理中山先生親歷的歷史事件,為您講述民國的史事與人物,緬懷中山先生的歷史功勛。孫中山先生曾說過: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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